1949年春节，湖湘耆宿刘善泽（字腴深，晚号天隐）教授病逝于长沙岳麓山，随后，杨树达的次女杨德纯将此消息转告身在广州的父亲。2月8日，杨树达给刘善泽的夫人发去唁函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纯女告天隐于除夕前一日中风不语，新正五日去世。廿年老友，一旦作古，痛悼不已！腊月得见其怀诗简，匆匆未复，辜负故人，尤为恨事！”（《杨树达日记》，中华书局2021年版）

杨树达1948年底应中山大学聘请，从长沙迁至岭南教书，临行前，刘善泽还与友人一起为杨树达践行，不料数月后便天人永隔，令杨树达悲痛万分。至于杨树达所记“腊月得见其怀诗简”，今在刘善泽《天隐庐诗集》中可觅此作，充溢友朋凋零、思念故旧之情，题为《岁暮怀杨遇夫教授岭南》：

良朋日罕谊逾亲，苦忆频年度岭人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腐橘看争棋里劫，寒梅闻破腊边春。

鹏骞君刷廖天冀，鲋困吾淹涸辙鳞。

夫子共推杨伯起，生徒随处慰莘莘。

《天隐庐诗集》自1989年首版以来，三十多年未曾再版，直到2020年被纳入湖南大学“千年学府文库”方才重版。尽管如此，《天隐庐诗集》读者寥寥，刘善泽及其“朋友圈”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，一代名士之风几近湮没，本文以诗为鉴、胪列往事，稍作发覆，权当抛砖之用。

《天隐庐诗集》

一

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刘善泽生于湖南浏阳县，与杨树达同岁，其生平简历《长沙市志》《浏阳县志》皆有记载。刘善泽早年曾任湖南官书局编纂，主编《湖南公报》，又任湖南国学馆教务长等职，晚年执教于湖南大学，与杨树达成为同事，交谊尤深，故杨树达赠诗往往直称其晚号“天隐”。刘善泽另有一胞兄刘善渥，曾留学日本，清宣统间当选湖南咨议局议员，民国后曾先后任湖南省政府都督参事、湖南图书馆馆长、省长公署秘书长等职，1920年去世。

刘善泽

杨树达《刘天隐先生传》云，刘善泽“十岁能文，越四载，毕诵经史要籍”，“于书无所不观，自经传子史以及稗官小说，博览多识，尤喜诗歌，自汉魏以迄唐宋元明清人所作，手录口吟，撷其精要，自为风体”。刘善泽遗作大多散佚，为今人所知者，一是《天隐庐诗集》（湖南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一是《三礼注汉制疏证》（岳麓书社，1997年），皆后人整理付梓。另有一卷《沅湘遗民咏》曾在1913年由长沙楚益图书社石印出版。

翻阅《天隐庐诗集》，可知其收诗创作时间自1898年迄于1948年，等于从清末跨越整个民国，其中大量诗篇直接反映了时事剧变，以“诗史”视之亦不为过。此外更能见到许多近代知名文人雅士与之唱和，杨树达即是其中之一。

1937年5月，杨树达因父亲病重，决定暂别执教的清华大学，南下回到家乡长沙。年初就任湖南大学新校长的皮宗石得知此事后，上门聘请杨树达移教于湖大。杨树达为了在家照看老父，遂答应皮宗石的邀请。

作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，杨树达与刘善泽早在1920年代的长沙就已相识。后来杨树达前往北京发展，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开设国文法、文字学、修辞学、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淮南子》等多种课程，并撰成《词诠》《高等国文法》《马氏文通刊误》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《淮南子征闻》等著作，学界声望日隆。转至湖大任教后，杨树达把自己的若干著作送给刘善泽，刘善泽回赠一首七绝赞美杨树达的学问：

学从西汉溯周秦，派接乾嘉更出新。

当恕吾家刘季绪，尽如君制诋何人？

——《杨遇夫教授赠所著书数种》

最后两句用了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中的典故：“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，而好诋诃文章。”意思是刘修（字季绪，荆州牧刘表子）自己水平不够却喜欢评论别人文章。刘善泽显然是通过自谦来夸赞杨树达的学问，对于这样的褒奖，杨树达表示惭愧的同时也欣然自喜：“良友过誉，固所深惭。然非知余深者不能道也。”（1938年8月22日）

杨树达

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，杨树达父亲病逝，坐落于岳麓山上的湖南大学开始频繁遭到日军的轰炸，图书馆被毁之外，学校师生亦有伤亡。鉴于此，1938年10月起，湖大校方决定将学校迁往湘西小城辰溪，杨树达也随校迁居至辰溪。刘善泽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一同西迁，而是隐姓埋名避居长沙西郊的云盖寺中，期间多有离乱感怀诗作。荒僻山居中，刘善泽更加想念身在辰溪的杨树达，遂频频寄去唱和之作，譬如：

自与杨伦别，新诗料更多。

逸情传简札，幽梦结藤萝。

白社犹堪入，苍崖尚可磨。

几时邻并接？物外理烟蓑。

（注：君有与予结邻之约。）

——《寄杨遇夫教授》

近来朋旧各柴关，我亦生涯笔砚间。

壮日颇同黄犊健，衰年浑似白鸥闲。

水边双桨空相忆，云际孤峰宛可攀。

独惜离群频念乱，未偕何谢隐东山。

——《山中怀杨遇夫曾星笠两教授》

杨树达次韵酬答：

自与故人别，天涯涕泪多。

无缘共樽酒，浪说结烟萝。

班鬓欣犹健，新诗定不磨。

昨宵圆好梦，湘上著渔蓑。

——《次韵答天隐见怀》

我来千里几间关，一庑辰沅二水间。

苜蓿生涯余落寞，辘轳心绪愧安闲。

人如秋鹤冲霄去，诗并衡云失径攀。

一事输君须记取，高楼吟处是名山。

——《再寄天隐》

二

除杨树达外，当时与刘善泽经常唱和的还有另外一位同在湖大任教的友人，即上引《山中怀杨遇夫曾星笠两教授》诗题中的“曾星笠”。曾运乾，字星笠，晚号枣园，湖南益阳人，与杨树达同为近代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，在音韵学上造诣尤高。“独惜离群频念乱，未偕何谢隐东山”，刘善泽在尾联将杨树达、曾运乾两位诗友比作南朝诗人何逊、谢朓，可谓风雅。

曾运乾学术研究之余也喜欢以诗言志，西迁辰溪后，他和同校执教的杨树达、李肖聃、王啸苏等教授还成立了五溪诗社，并担任社长。杨树达与曾运乾的学术领域本就相近，正是在辰溪期间，他们每日切磋学问、赋诗唱酬、过从甚密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期间，曾运乾还为杨树达的著作《积微居小学述林》《春秋大义述》作序。

李肖聃教授在《曾星笠君墓表》中也对曾、杨二人的密切交往有所记录：“自迁辰阳，悯乱穷经，与遇夫论学，尤䜣合无间。常称其《淮南证闻》《积微居金石论丛》，探赜索微，多昔人所未发。遇夫近研龟甲金文，每有所述，就君质证，君为析理判疑，违复数四而不厌。时或考核一字，创获新义，辄击案大呼，互相快慰。世以谓两人者，楚学之大师也。”（载《李肖聃集》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）

曾运乾

《天隐庐诗集》中收有多篇刘善泽并寄杨树达、曾运乾的诗作，从中可知三位好友往昔曾有在岳麓山中卜宅比邻而居的约定：

萍梗人千里，蒹葭水一方。

自从分履舄，不复共壶觞。

去矣情何极，归欤计最长。

也宜同卜宅，此地胜清漳。

——《杨二积微曾约曾四枣园与予卜邻》

陌上春回草又熏，过从能数孰如君。

垒山犹待兴风雨，筑屋先宜占水云。

周北张南应便合，王前庐后若为分。

西江洗胃思清梦，沙石晴添篆籀文。

——《杨二曾四将于麓庄近处卜宅》

虚拟扬雄共一廛，芳邻添筑墅西偏。

三重想像江边阁，千万踌躇宅外钱。

风月谈心容抵掌，乡邦论齿许齐肩。

耄期同有荣公乐，可待连墙二十年。

——《遇夫旧有结邻之约至今未遂》

天不假年，就在抗战胜利前夕，1945年1月20日，曾运乾积劳成疾，病逝于辰溪湖南大学卫生站，三人的结邻之约终未实现。杨树达当日大发感慨：“星数周来时感不适，然犹授书不辍。至十五日，万不能支，乃辍讲。连日医治无效，十八日，子泉世兄（注：曾运乾次子）始送之至卫生站。余今日正拟往问疾，遽闻噩耗。一代宗师，逝于荒徼，良可痛悼！……张生清常去岁与余书，谓罗常培近著音韵学，赞星为钱竹汀后一人，非过誉也。今后继无人，《广陵散》绝，不独余一人之私痛也。余挽星笠云：‘钟期一去牙弦绝，惠子云殂郢质亡。’”

《积微翁回忆录》

刘善泽得知噩耗后，亦作《惊闻曾星笠教授客腊于辰溪逝世》予以悼念：

我少游郡国，周旋群彦林。而君实翘楚，谈艺怡颜襟。

文字究苍雅，声韵尤精深。同时有作者，未尽获我心。

独抉六书髓，孤诣钩其沉。交亲逾卅年，素发俱已侵。

几载缺良觌，暌隔五溪浔。君为劬学癯，枯比焦尾琴。

朱弦遽先折，疏越怀遗音。展笺裁兹章，陨涕情难任。

曾运乾与杨树达在辰溪期间，谈诗论学之外，亦不忘教书育人。湖大新校址因交通阻塞，极少对外往来，反而能够实现“小而精”的教育，郭晋稀先生就是得曾、杨二教授真传的杰出弟子之一。

多年后，郭晋稀在《回忆遇夫师》（载《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）一文中描述当时上课的情景：“中文系的学生总共不到二十人，爱搞语言文字的更少，因为我经常执书问业，所以就亲如父子家人了。先生接见我时，总是让我坐在书案旁，不等我开口，便出示他的手稿，指出其中的新义，口讲手画，告以前修之何以未密，新说之所以转精。”曾运乾去世后，杨树达还希望郭晋稀能够留校任教，作为曾运乾的学术接班人，无奈因为郭晋稀资历不够而作罢。

三

相较杨树达、曾运乾的学者本色，刘善泽更多以诗名世，“同光十子”之一的称号传颂甚广。所谓“同光十子”，语出清末常熟人孙雄编辑的一部诗歌总集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》，孙雄将刘善泽与樊增祥、文廷式、陈三立、黄遵宪、郑孝胥等人并称为“同光十子”，谓其诗“雄横兀傲，不可一世”。

刘善泽一生主要参与过两个长沙本地的诗歌社团，以抗战为界，前期为碧湖诗社，后期为麓山诗社。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碧湖诗社由王闿运等人倡议成立，得名于长沙开福寺后的碧浪湖，湖湘诗派领袖王闿运被推为社长。该社的特点是僧俗往还、释儒唱酬，参加者不仅有像郭嵩焘、陈三立这样的入世文人，还包括清末湖南两大诗僧——寄禅（八指头陀）和海印（憨头陀）。关于碧湖诗社当年之盛，长沙市开福区教科所杨锡贵先生已有专文钩沉往事，此处不赘。

辛亥鼎革后，碧湖诗社活动一度陷入沉寂，直到1914年，主持开福寺的海印上人续倡诗社，王闿运、程颂万、曾广钧、陈天倪、刘善泽等人纷纷响应，虽仍推举德高望重的王闿运为社长，但主事者其实是海印和刘善泽。海印圆寂后，他的生前好友、书画家溥心畬为纪念他续倡碧湖诗社之功，辑海印之诗并刻《碧湖集》（萃锦园，1932年），刘善泽应溥心畬之邀作序云：

“回忆湖社之雅，旷若隔世。曩日俦侣经乱离老死，存无二三，予亦不复自放于诗，而海印之诗之卓尔可传，则终有不能泯灭如齐己者，在要其性情意趣、悲欢歌哭，非诗何以传海印哉？其传不传，海印无容心，后死者固不得不尸其传之之责也。抑予夷考齐己生平与司空图缔交尤挚，海印可拟齐己，予虽不敢拟表圣而襟契之深则无不及，即阳九之厄似又过之，是不能不重发予愧，增予喟已。”

齐己乃晚唐著名诗僧，传世之《白莲集》亦是其圆寂后由学生辑印而成。

不过，刘善泽序文中“阳九之厄似又过之”的判断显然为时过早，接踵而来的八年抗战让他饱尝命途多舛、生离死别。抗战军兴后，日军听闻刘善泽在地方上颇有声望，便欲罗织其为伪省维持会会长，刘善泽不从，继续隐匿于深山古刹中，直到抗战胜利。不幸的是，刘善泽的七子刘思济却落入日军手中，惨遭杀害。

“沧桑倖遇，麓庄犹存，寇降后挈累归来，山楹数椽，仍苦喧宾之敚，暂寓距麓山八里之橘园，茅屋仅堪容膝，非久计也。旧籍庋藏他处者，已毁其半，其余身外物则荡然。其居士林亦为警备部占住，红鱼清磬，早已寂如微波摇人，惟有小立，以待其定。先是，沦陷中，副林长郑从耘太史殒身于湘乡，倭酋于不佞屡以高位相要，逃窜穷陬乃免，七小儿竟惨死敌手（年廿三岁）。”（载吕芳文整理《刘善泽诗札手迹四首》，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6期）

这是刘善泽在战后写给王啸苏教授的一封信札，其中描述了回到岳麓山后物是人非的悲凄情景，除了提及七子刘思济被日军杀害外，还写到“副林长郑从耘太史殒身于湘乡”一事。“郑从耘太史”即郑家溉，字从耘，晚清翰林院编修，早年定居北京，1937年为躲避日军骚扰，举家迁回故乡湖南。刘善泽称郑家溉为“副林长”，乃因二人皆笃信佛教、广结善缘，在湖南佛教居士林分别担任林长和副林长。

刘善泽致王啸苏手札

关于郑家溉之死的版本众多，据郑家溉的外孙王德充《我的外公郑家溉》（载《炎黄春秋》2017年第3期）一文介绍，1944年日军攻陷长沙后，郑家溉仓促避难湘乡县，不幸被日军发现行踪。被日军劫持后，郑家溉坚拒高官厚禄的诱惑，并趁日军不备跳入檀树塘水中意欲自戕，却因塘水不深又被日军拖拽上岸，遭刺刀乱刺身亡，遗体也被抛入水塘。刘善泽闻知后悲愤地写下《伤郑从耘编修家溉》：

忍死词臣鬓有霜，谁知逃隐已无乡！

劫从血路刀途度，身向荆天棘地藏。

忽讶鲁公兵解脱，俄惊倭国寇披猖。

剧愁三尺新封土，渴葬涟滨堠火旁。

四

1944年，刘善泽与杨树达共逢花甲，互相寄送诗作庆贺六十大寿。杨树达贺诗云：

不逢圣世列侯王，天遣斯人式一乡。

乱后诗篇同谷叟，山中禅味辋川庄。

叩门羊仲偕裘仲，问礼元方与季方。

便欲跻堂隔烟水，倘依灵麓举秋觞。

刘善泽回赠：

耆齿谁能鬓不斑？皋比弥羡著书闲。

学津远溯周秦上，风度平居魏晋间。

六艺口传三楚士，七年身滞五溪蛮。

乱余犹胜君家客，岛绝田横路更艰。

——《赠答杨二遇夫时讲学辰阳》

杨树达收到刘善泽的回函后，颇为自得地记下了刘善泽对自己贺寿诗的夸奖：“刘天隐来书称余寿渠诗之美云：‘不落应酬窠臼，寓跌宕于流利之中，如写生家描画野服山衣，使人超俗。’”（1944年4月18日）

抗战胜利后，刘善泽与杨树达重逢于岳麓山，1947年二人联合谭戒甫、李肖聃、王啸苏等成立麓山诗社，刘善泽被公推为社长，重续风雅。《天隐庐诗集》前收有《倡立麓山诗社启》一文，描述了麓山诗社成立的愿景：“所冀词场老宿，艺海英贤，共协同音，相将入社。联盍簪之雅，传击钵之声，波并汲夫湘清，灵远延夫楚秀。枫林憩晚，应寄情于山石之间；萝径寻芳，待觅句于岳云以外。”可惜诗社成立两年后，刘善泽便与世长辞。杨树达为二十多年交情的老友撰写挽联“定慧早双修，千里惊伤摩诘逝；别离曾几时，一书悔报秣陵迟”，并应刘善泽子女之请托写成《刘天隐先生传》。

《天隐庐诗集》手稿原由刘善泽长女刘寿彤保存并牵头整理，刘善泽后人及门人共襄此举。刘善泽少子刘孚永在“后记”中记述此书出版“所需费用，主要为家六姊璠质夫妇资助。六姊丈袁梓平，惊诗作之博大宏深，力疾详加校订，夜以继日，竟至经年。家七姊怡静曾为此出资，在编订方面亦与有力焉”。刘善泽家传诗教，刘寿彤、刘怡静二女皆擅诗词，刘寿彤于1988年去世，“未及目睹此书付梓”，不过她的遗著《味茶阁诗集》作为《天隐庐诗集》的附录一同刊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刘怡静亦有自印的《怡静诗词》薄册传世，由其丈夫林乐义的故交、印尼华侨林宝椿（著名侨领林文镜的叔父）资助出版，赵朴初题写书名。刘善泽昔日门生王石波作序评其诗词：“清空婉约，体洁旨永，独抒性灵，不假雕饰，自成馨逸。至伤时怀远，则又辞情凄异，不能终读。”

《怡静诗词》和刘怡静像

据《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》（中国人事出版社，1996年）载人名条目介绍，刘怡静“早岁就读于长沙福湘女中，爱好文艺，随姑父欧阳予倩学习多年，曾任东城区扫盲协会会长，东城区政协委员”。

刘怡静的丈夫林乐义也是一度被遗忘的建筑大师，福建南平人，早年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，后赴美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建筑学。1950年回国后，林乐义曾任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等职，主持设计了包括北京电报大楼、首都剧场、北京国际饭店在内的一批著名建筑。林乐义参与主编的中国第一套《建筑设计资料集》，已经成为中国建筑师案头的必备工具书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林乐义还是郑州市地标——“二七”纪念塔的设计者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林乐义夫妇下放河南劳动，时任郑州市委书记的王辉得知后，便请林乐义出山对当时“二七”纪念塔的设计方案进行大幅修改，使之成为如今双塔并联、十四层高的最终形制。

刘怡静夫妇一生历经患难、风雨同舟、伉俪情深，林乐义1988年去世后，刘怡静“痛深创巨，几至不能自持”，连作《哭乐义》三首，以示哀恸：

其一

泪眼心酸问上天，缘何厄运苦熬煎。

安康总冀终相共，一暝翻成苦恨绵。

其二

生死茫茫未了缘，含辛茹苦数流年。

芸窗寂寞同谁语，抱影清宵百事牵。

其三

精研技术几春秋，报国忠诚志未酬。

伯乐有知应太息，空怜幽恨此生休。

（本文引用的刘善泽诗作出自《天隐庐诗集》，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；杨树达相关诗文除特殊说明外出自《积微翁回忆录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）